轉:希臘城邦的政治制度(此處指的為雅典城邦)

[saimkao]

西洋的三大文學黃金時期，就始於Pericles執政雅典時期的古希臘悲劇時代。

希臘城邦創造西方文明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不管在哲學、藝術、歷史、戲劇
、醫學、天文、建築、文學各方面，希臘人都有原創性的卓越表現。雅典甚至
是民主政治的真正根源。中國的老聖人談的不是太抽象，就是太膚淺。希臘文
化在人類歷史中扮演的角色的確是悠遠而深邃。

培里克利斯(Pericles)在紀念與斯巴達戰爭犧牲軍士的葬禮上，發表一篇著名
的演講指出雅典政治的特質，為研究雅典民主的重要史料。他的演講沒有提及
戰爭的經過及結果，反而闡釋雅典民主政治的優越性，間接肯定雅典子民為捍
衛民主的犧牲行為。他說：

我們的制度是獨特而原創的，這不是從那個國家引進來的，相反地，是其他國
家積極仿傚的對象。我們的制度稱為民主政治，因為國家的權力不是在少數人
手裡，而是屬於全體公民。當我們要處理某項爭議時，每個人在法律面前都是
平等的。當我們要遴選某一人擔任某個職務時，所憑藉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
他所擁有的能力。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因為貧窮而被排除在外。我們的政治活動
是自由和開放的，人與人的關係亦是如此。我們在私生活中，彼此不相猜疑，
鄰居做他們愛做的事，我們不會給他們臉色看，因為這樣做雖屬無害，但會使
人不舒服。我們的私生活無拘無束而彼此寬容，在公共行為中又井然有序，不
會越軌，因為我們尊重法律。

我們服從上位人的領導，遵守法律，特別是那些對弱小人的保護措施，還有傳
統的慣例，這些我們都予高度的尊重。…

在這裡，每一個人不只是關心自己的事情而已，我們還視城邦的事務為己任。
即使是那些最忙碌的人，對政治也瞭如指掌，這是我們的特點。那些只關心自
己事業而對政治冷漠的人，我們不認為他真有什麼事業，我們會說他在這裡沒
有什麼事情好幹。我們雅典人將政策拿出來公開討論，因為我們認為語言和行
為是協調一致的，最糟糕的是在行為之前缺乏廣泛而適當的辯論。(Funeral
Oration, in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145,147)

Pericles描繪一個社會，在這裡每個人都應該參與共同的社區生活。沒有任何
形式上的限制阻止公民參與政治，民眾是事情最後的決定者。雅典所謂的「公
民」，意味著實際政治的參與者。沒有參與政治的人就不被承認是公民。

雅典人引以為傲的是他們可以過一個自由而開放的政治生活，藉此公民自我成
長、磨練其能力與技能。雅典人崇尚自由，但是「雅典人並非不願受限制，他
們不願意的是被暴君武斷地控制，然而，他們願意服從並遵重經由討論而形成
的法律。」

當城邦政府發生爭議時，每個人都可以表示意見，不論他是個木匠、鐵匠、商
人或航海家。

雅典實際的政治制度設計。簡單地說政府由公民大會、法院、大將軍三個系統
所構成。公民大會 (Assembly) 是雅典的主權機構，全體公民均為其成員。然
而因為人數過多，集會不易，基本上由人民抽籤決定產生代表，其人數約有六
千人，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機會成為代表，參與公民大會。不過，六千人還是太
多了，難以運作，因此另外成立「五百人議會」。

雅典有十個部落，每個部落選出五十名，共五百人。但是「五百人議會」人數
仍然太多，無法處理例常性事務。因此又「五十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50)
的產生。

雅典的法院組織相當龐大。由各部落產生的名單中抽籤組成，人數可多達六千
多人。雅典沒有專業的法官及律師，行為失檢、政治犯、叛國等案件之審判，
以及法律命令的審查與解釋都是由這些公民組成的法院決定 (法院除了決定是
否有罪外，還決定刑罰的輕重)。任何案件都是由此六千人中抽籤產生的審判
團審理。其人數可達數百人，愈是重要的政治性案件人數愈多，例如蘇格拉底
的審判，即是由五百零一人組成的法庭審理。

最後由全體人民選出十位大將軍，連選得連任。他們掌理國防和外交，統率軍
隊和船艦。雅典的防衛是由公民組成的軍隊擔任，一旦戰爭發生，「回家取了
矛和盾，帶隨身口糧，即回覆召集命令」，在政府中軍事和民事沒有明確的劃
分。大將軍對公民大會有很大的影響力，經常是雅典實際的政治領袖。培里克
利斯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擔任大將軍的職位長達三十年之久。

雅典相信公民應該有同樣的機會參與政治，不應有貧富、地域、宗教的差別。
因此，政治儘可能讓多一點人參與，不應由少數精英壟斷。為求參與的平等，
及避免官員專擅獨裁，雅典大量使用抽籤或輪流的機制。

柏拉圖憂慮的不是實際參與政治的人太少，而是太多。在他《共和國》(The
Republic)一書中對民主政治提出嚴厲的批評。柏拉圖成長的年代，正是雅典
與斯巴達戰爭失敗一片愁雲慘霧的時代。道德、法律、政治腐蝕、墮落，其
老師蘇格拉底受審判定罪，柏拉圖對民主的失望可想而知。

柏拉圖認為雅典的民主政治毋視個人能力與貢獻的差異，強調自由與政治平
等，這與權威、秩序、政治穩定是相衝突的。短期而言，造就繁複多樣的社
會；但是，長期而言將使得人們情慾放縱，政治和道德被逐漸腐蝕。年青人
傲慢自大，不再敬畏老師，長者被拋棄一邊。社會凝聚力不再，政治愈來愈
分歧，派系利益置於整體利益之上。無止境的陰謀、操縱、政治慾望、野心
，政治動盪不安。大家以大眾利益為名，遂其對權力的貪婪。彼此競逐白熱
化，貧富衝突加劇，高尚、有識之士發現身處險境，社會正義及整體福祉不
復存在。(The Repubilc, 380-4)

民主是不穩定的制度。當民主陷入混亂之時，擅於掌握、動員群眾的人，以
重建秩序、方向為名，贏得人們支持，一旦掌權，則厲行獨裁，變成暴君。
最後造成民主的崩潰，一步步走向暴君統治。不過，暴君統治也不能帶來穩
定，因為暴君不是適當的統治者。柏拉圖心目中，只有哲學家才是理想的統
治者。

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圍繞著一個核心關念：什麼是「正義」？「正義」就是社
會有適當的分工，不同的人安於不同的位置，各盡其職。哲學家的任務就是
體察社會分工的意義，賦予每個人適當的行為模式，促使他們善盡其責，維
持社會的整體運作與和諧。個人與社會被視為有機的整合體。

柏拉圖理想的政治型態是由哲學家領導的開明專制。

不過，《共和國》烏托邦式的想法，在後來的著作《政治家》(The Statesman)
與《法律》(The Laws)中有些修正。柏拉圖承認現實的政治中，人民可以藉
由某種方式認可其統治者，人民適時參與政治亦有其必要性。這是一種融合
君王與民主的混合政體。這種觀念在亞里斯多德和孟德斯鳩的思想中都有發
揮。

民主政治從雅典以後背負著「暴民政治」的惡名，政治思想家不屑一顧，一直
到十八世紀初此種現象方有改善。雅典的城邦有明顯的內部脆弱性，註定其敗
亡的命運。雅典的經濟相當程度依賴為數眾多的奴隸。雅典人賴以換取糧食的
銀礦 (the Laureion silver mines)就靠奴隸提供的廉價勞工維持。持續的貿
易和領土擴張為雅典帶來財富，消除階級對立，穩定社會秩序，但是潛在危機
始終存在。就一個商業城市而言，本來就較難應付來自內部和外部的不安定和
衝突。雅典的民主終於承受不了壓力而逐漸萎縮。

隨著大帝國時代的來臨，希臘的城邦政治逐漸為人所遺忘，希臘哲人對民主的
討論也煙沒不為人知。一直到十五世紀，意大利北部商業城市興起，帶動文藝
復興，古希臘的思想典籍方重新被西方發現。在隨後的發展裡，不管是來自左
派或右派的思想家，像盧梭 (Rousseau, 1712-78)、馬克斯 (Marx, 1818-83)
、恩格斯 (Engles, 1820-95)等對雅典的民主均有極為深刻的反省與評估。民
主政治終於成為普遍的價值，雖然不同人心目中的民主藍圖有相當大的差異，
雅典作為民主運動的精神象徵與理想的泉源，其價值與影響仍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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